学党史 | 百年党建 李大钊的“青春”正当时
李大钊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6年回国。1917年开始任职于北大，先后担任图书部主任、历史系教授、评议员、校长室秘书等职位。另一方面李大钊积极进行革命活动，遭到北洋军阀的仇视，并最终被捕，英勇就义，时年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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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束发受书
李大钊少年读书的时代，正是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一浪高一浪地向前推进的时代。当时的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国家存亡、民族存亡的问题摆到了每个人的面前。幼年时，他就听到了鸦片战争等痛心的历史故事。五岁时，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十一岁那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不久，八国联军侵至乐亭附近，占据了昌黎、滦州等地。帝国主义的蛮横侵略和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在李大钊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虽然祖父想让他成为一个光耀门楣的读书人，他却沿着一个爱国者和革命者的道路前进了。他决心发愤读书，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来挽救祖国于危亡之中。“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李大钊如是说，他热烈搜寻当时宣传新思想的书刊，贪婪地读着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几乎手不释卷。
李大钊少年时代积累了渊博的学识追求真理，焕发着“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爱国思想，这就为他一生壮丽的革命事业种下了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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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筑神州风雨楼
1913年，清政府北洋水师“复师之陈迹，渺不可睹”，李大钊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理想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在早稻田大学，他结识了仰慕已久的章士钊，二人时常共同探讨，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旨在从中国攫取巨大利益的“二十一条”要求。李大钊参加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并被推举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李大钊回述甲午战争后20年间痛史，提出：中国“待亡”已很久了！所以没有马上亡国，原因在于列强在侵华过程中形成的“均势”，此均势“牵一发，则全身俱动”。所以，欧战爆发，“正如铜山东崩，洛钟西应，而呱呱坠地之中华民国，遂无安枕之日”。不仅如此，他对日本政府的阴谋诡计洞若观火，他认为，“二十一条”是日本吞并中国之由来，是每一个中国人镌骨铭心、永志不忘的奇耻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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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青春”的故事
1916年春，尚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寄语祖国，“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话语简短，却充满了对祖国的思念。西风尽，春归来，日本的春天已经来临，祖国的春天又在哪里？再造青春之中华的理想充溢心中，李大钊一气呵成写下洋洋万言的《青春》一文，激起无数热血青年满腔救国豪情。
《青春》这篇著毕于日本的文章，发表在了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陈独秀被文章回环绕梁的韵律、荡气回肠的气魄和精辟透彻的说理深深打动，特别将它安排在第二篇。文章“江流不转之精神，毅然独立之气魄”，骤然传遍大江南北，对中国旧文化 、旧思想、旧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李大钊就此与《新青年》结缘，先后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16篇，既有清新自然的白话诗歌, 也有全面系统的述理长文, 并且最早在《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科学思潮，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什么是“十月革命”,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而这些广为传颂的文章，也为《新青年》所发起的思想启蒙运动增添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振聋发聩，催人觉醒！
青春不仅仅是年龄，更是充满生机、不断觉醒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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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老师
李大钊从1918年1月开始主持图书馆工作。他在北大日刊上增设《新书》栏目，用来定期公布引进的新书。李大钊认为，过去中国介绍马克思的著作非常零碎，最重要的也只是当做一种知识被粗略地介绍，介绍的人对这个学问没有什么研究，也并不表示他赞同这个学说。他总是对身边的学生说：“要站在接受和拥护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宣传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他于是亲自组织学生翻译介绍马克思著作，组成了第一个研究翻译马克思著作的小组。在北大的一间宿舍里，李大钊和学生们夜以继日地研究，按照外语的语音，他们把这间“工作室”命名为“亢慕义斋”，今天的意思就是“马克思主义小屋”，从这个集体中成长起了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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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惧白色恐怖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了，关在京师警察厅拘留所里。敌人对他软硬兼施，妄图逼他供出党的机密。李大钊坚贞不屈，不仅没有透露一点党的机密，他的“供词”还成了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必胜的宣言书。敌人对他施用了种种酷刑，并用竹签扎他的十指，剧烈的疼痛折磨着他，手指骨都碎裂了。酷刑折磨得他死去活来，敌人却没有得到一点东西，只得把他押回牢房。
在拘留所里，李大钊不放过一切斗争机会，他领导被捕的难友进行狱中斗争；他向监狱的看守进行革命宣传。一个看守同情革命，李大钊争取了他，让他帮助传送消息。一天傍晚，这个看守悄悄地塞给李大钊一封信。他打开一看，是党组织写来的。信里说，北方铁路工人知道他被捕后受了毒刑，义愤填膺，强烈要求组织一支武装，化装潜入北京，打进京师警察厅看守所，营救他和同志们出狱。党组织来信征求他的意见。李大钊感到无限欣慰，因为工人同他心连着心。但他毅然拿起笔，借着从铁窗透进来的暗淡光线，写了回信。信中写道：“这种行动固然是工人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对党对我的爱戴，但今天完全没 有可能实现这种计划，拘留所处于重重武装戒备之中。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的，这已经是党的损失了。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的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当党组织把李大钊的意见转告给铁路工人的时候，工人们都为自己领袖的高尚品德而感动得落泪。
4月28日，敌人用绞刑杀害李大钊等20位革命同志。李大钊同志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从容不迫，缓步登上刑台。当刽子手把绞绳套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面对十九位即将遇难的同志，发表了最后一次简短的演说：“我们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培养了许多革命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全国各地。这种子需要用鲜血浇灌，他们会开出艳丽的花。我深信：共产主义必将得到光荣的胜利，将来的环球，必定是赤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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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进行时
